什么三多市长、三玩市长、三狂州长，在这些腐败人物的脑袋里，民生算个什么!老百姓苦死、累死、饿死，在他们头脑里连只小蚂蚁都不如。

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实介绍商品，不缺斤少两。

本文认为，应当借鉴公司法中关于监事会职权的规定，强化监事会的职权，如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信用社章程或者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理事、主任、经理向社员代表大会提出罢免的建议。（二）按照独立原则改革信用合作监管体制无疑，信用合作离不开金融监管。从趋势来看，随着各类合作社（如城市消费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组建全国性合作社组织是必要的，将各类合作社融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系统只是历史回归。除法国外，德国、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内部层级之间均非行政隶属关系，我国在剔除信用合作系统中的政府因素后，内部层级管理也是这种模式。而农村资金互助虽有合作金融功能，但其规模小且只有基层组织，称不上系统。

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我国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主体当前除了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外，根据200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04]66号），对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政府负责。三、乡村司法的双二元结构在任何理论中，我们关于应当的观点的具体内容，都必然主要地来自我们对是的理解。

第二，实现从司法特殊主义向司法普遍主义的回归，平等对待当事人，实现规则之治。李某最终支付了搬迁费，主要基于纠纷延伸后果的考虑。乡村司法理论的建构应当立足于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普通农村，兼顾其它类型的农村。如果将乡村司法改造成二元结构，一旦乡村干部的司法陷入官僚主义逻辑，基层法官的司法又是形式法治的，司法体系就难以满足地方性的复杂秩序需求，农民就难以获得地方性正义。

法庭采纳了镇干部的建议，4月的一天在村委会院内公开审理了该案。（二）作为形式法治论经验基础的新农民阶层并不存在形式法治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是陆学艺等人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十阶层理论[16]。

西方社会理论中社会形态的二元对立被费孝通传神地转译为礼俗社会-法理社会。[3]我们认为，除了基层法院（法庭）以外，乡镇司法所、派出所、其它站所或信访办、综治办、人民调解组织等，都在实践中承担了一定的司法功能。并分别对支书和村长说，如果再有异议，你们管不住自家人，就是与我个人过不去。法官与当事人见面只有两三次，就可能作出判决。

[37]显然，案例中法官对成文的法律是有所漠视的，他关注的并不是法律的施行，而是纠纷的解决及其社会效果。虽然当前乡村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展，但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农村人口不会有太大的减少，农村无法快速、全部实现城市化，乡村司法制度体系也无法快速简单地形式法治化。具体而言：第一，在不同地区，乡村司法形态应当有所差异。悖论社会形态论则表明，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

面对法官询问，农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5.委托调解2007年7月，村民王某因相邻关系起诉同族兄弟王某某。

这样看来，整个乡村司法体系就与现代法律知识体系存在着紧张和对立，因而是反司法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村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治理化司法形态会逐渐弱化，这是乡村司法的发展趋势。

用作司法规则的地方性知识，就是吉尔兹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是小社群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和符号系统。第五，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和作为司法权力运作导管的乡村干部都是行政干预司法的另类表达，应当被完全清除出乡村司法过程。乡村司法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乡村社会的现状和变迁，也包括其变迁的趋势和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它们构成了建构乡村司法理论的经验基础。因此，乡村司法也应该将它们涵盖进来。因此，乡村司法应当保证，当农民选择基层法官时，也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地方性正义。十多年前，苏力调研发现，基层法官常常被当作基层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因此，乡村司法理论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基层法官的司法，乡村干部的司法，基层法官与乡村干部的关系。因为李某的到来，直接使他丧失了既得利益，尽管既得利益的正当性并不足（合同没有续签）。

第四，通过民主方式，建立农民群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乡村干部既是司法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也是司法权力运作的导管，他们处在权力关系生产性实践的中心位置。

李说：是不是和水家的事情？……村干部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李某最后说：你要我怎样赔礼都行。二、乡村司法理论的经验基础如果对乡村司法的社会基础缺乏全面深刻的经验把握，就很难建构出恰当的乡村司法理论。

换句话说，法律只是法官的司法策略和技术的一部分。这表明，在农村新形势下，乡村司法的治理化形态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一个乡镇干部告诉我们，他处理纠纷时，起初总是放任当事人数落与案件无关的事情，甚至放任双方吵架，而且总是认真地听他们数落或争吵。他要让农妇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还要维护其家庭的基本和谐，因此没有简单地遵循法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无时无刻不约束着中国的司法实践，规定着中国司法的逻辑。这表明，在新形势下，基层法院仍然需要乡村组织的配合，基层法官的司法与乡村干部的司法有相结合的内在动力。

纠纷的延伸性决定了司法必须从源头上解决纠纷，而不是贯彻形式法治化的规则之治。而如果水某不计较，就是好欺负，从而越发丧失做人的尊严感。

（二）乡村司法的治理论十多年前，苏力对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有力挑战。反之，他们完全可能消极应对，推脱调解责任。

选择乡村干部，需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这种一致有时难以达成。[19] 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领导者》2008年第3期。[32]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307页。它源自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对当代中国司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而东部农村和城郊农村，可能更需要形式法治化司法形态。治理论和形式法治论在经验基础上都有失偏颇，对乡村司法的社会基础缺乏深刻全面的把握。

但在现代司法看来，情感诉求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独立标的，不够成诉讼的理由。[15]显然，治理论难以呼应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巨变的现实。

毫无疑问，乡村干部的司法是成本最低的乡村司法机制。正如帕森斯在评价滕尼斯时所说：共同体和社会都是具体关系的理想类型。